当前位置首页 > 新闻> 正文

万历与大臣们的斗争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正月二十六日,就在王锡爵刚刚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万历突然发出三王并封的旨意,并说日后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。群臣等了几年,不仅没等到册立皇长子的旨意,反而等来了三王并封,顿时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群臣纷纷指责皇帝言而无信。

万历与大臣们的斗争

王锡爵

光禄寺丞朱维京说,“待中宫生嫡”向来无此成制。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的措辞更加尖锐,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:“你将立储问题从十四年推到十八年,从十八年推到十九年,现在又推到二十一年。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,却来个三王并封。如此言而无信,出尔反尔,让人如何信服?”万历接到王如坚的上疏气得浑身发抖。

礼部接到三王并封的旨意也打了个太极拳。礼部提出册封太子礼和三王并封同时举行。对于此议,万历根本不理睬。群臣纷纷涌入内阁质问王锡爵。双方开始破口大骂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,王锡爵被迫收回这两张票拟,但皇帝那里并不屈服。万历绝望地对王锡爵说道:“朕为人君,耻为臣下挟制。若自认错,置朕何地?”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位皇帝屈辱地低下了他的头颅。

这是文官政治的胜利,这是帝国士大夫们的胜利。为了我们的华夏伦理,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,他们前仆后继,不惜丢掉生命与官职。士大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了我们的道德底线。也正是他们的力拼才维护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。但是,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17世纪的时候,儒家思想的链条越来越牢牢地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,而且越来越紧。在那个波涛汹涌的万历时代,高端的政治脉络已经跟时代脱节。

万历与大臣们的斗争

万历虽然取消了三王并封的旨意,但他还是以没有嫡长子为由,要求再缓两三年立储。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质问道:“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,如何能来嫡长子?”

万历连忙解释道:“去年冬天皇后身体染恙,朕已经看过了。”皇帝也知道此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。这一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锡爵进行了第一次见面。自从这位首辅上任以来,皇帝才第一次召见他。王锡爵还是老生常谈,皇帝自然很厌烦。回去后,王锡爵上了一道奏疏。他说如果久不立太子,外间就认为是郑贵妃在搞鬼。为了消除郑贵妃的嫌疑,皇上也应该立刻立储。

王锡爵这一招的确够狠,他直接击中了皇帝的那个敏感部位。皇帝之所以一再强调郑贵妃也是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,就是因为他害怕外界对贵妃有什么非议。真是害怕什么就来什么,王锡爵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安。他只好先答应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让皇长子出阁读书。

虽然朱常洛能够出阁读书了,虽然他开始向着太子之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,但皇帝对长子的学习并不重视。按照规制,先生授完课后应该赏一顿酒饭,但给朱常洛授课的先生需要自带饭食,而且连笔墨都要自备,甚至连过去打赏的钱也没有了。先生每年30两银子的薪水,比民间的私塾先生还低,而且还要步行数里去上课。

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朱常洛自然是倍加珍惜。他认真听讲,不像他的先祖正德皇帝那样不耐烦。

万历与大臣们的斗争

朱常洛既已出阁读书,那么册立为太子的事情则已经是箭在弦上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从小臣开始,又启动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,并波及内阁阁臣。这次政治请愿除了要求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外,还要求皇长子尽快大婚。

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从小臣到阁臣,再到勋贵、驸马,一起上疏万历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,并进行大婚。此时,皇帝的固执已经毫无作用。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,朝中又流传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。有人说,皇帝之所以对立太子之事拖而不办,就是想等皇后死掉,然后立郑贵妃为后,从而解决朱常洵的嫡长子身份问题。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从宪法上来讲,即便皇后死掉,继承皇后之位的也应该是生下长子的王恭妃。另外,即便郑氏成为皇后,她的儿子也不具备嫡长子的身份,因为嫡长子讲究的是原配。无论从宪法的哪一条看,朱常洵都没有皇位继承权。但是皇帝以此为借口,又暂停朱常洛的册封礼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在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内阁次辅沈一贯几次硬顶的情况下,皇帝终于最后妥协。在历经15年纷纷扰扰的中外压力下,万历皇帝终于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同时举行加冠仪式和大婚礼。三礼仪式结束后,皇帝还专门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时行、王锡爵,感谢他们在立储问题上所做的贡献。也许到了这一刻,万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,为了一个女人,他疲倦了。

虽然朱常洛被立为太子,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本之争的结束。在朱常洵仍旧滞留京城的情况下,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依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炒作。直到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朱常洵就藩洛阳才彻底结束。那么,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(1586年)申时行上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奏疏算起,一直困扰了帝国近30年。

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,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,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,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。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。当来自西部的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,我们华夏就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,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。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,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。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,周王朝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。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制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,从而使周代延续了800年。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,使人们开始懂得廉耻,也体面起来。同时,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精髓。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,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。

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,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,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。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,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,它不是选优,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。正因如此,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,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,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,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。

万历年间的这场斗争,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了维护这种原则而努力的官僚,特别是要感谢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。尤其是王锡爵,如果不是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王锡爵的硬顶,皇长子就不会出阁读书,而皇长子的出阁读书,正是向皇储迈出的关键一步。——阮景东《大明权力场》

万历与大臣们的斗争

本文作者:悦天使(今日头条)
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toutiao.com/a6696626815416402445/

声明: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,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;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,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